追踪Meta的“社交媒体成瘾”诉讼——争点从发布内容转向“机制”本身

围绕运营Facebook和Instagram的Meta Platforms，在美国进行的一系列诉讼引起了科技行业的广泛关注。

核心问题是，服务是否被设计成让儿童和青少年长时间使用社交媒体，从而导致成瘾状态和心理问题。

迄今为止，围绕社交媒体的讨论通常集中在诽谤、非法内容、虚假信息、有害广告等“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什么”问题上。

但此次诉讼更重要的是，问题的焦点从“内容”转向了“产品设计”。

无限滚动功能，显示下一个帖子。

为了让用户返回应用而发送的通知。

“点赞”和粉丝数量的显示。

不断推荐可能感兴趣的视频和帖子。

让用户不间断观看短视频的动态。

这些功能提高了社交媒体的便利性，也是推动服务增长的重要机制。

然而，如果企业优先考虑“延长使用时间”，并在意识到未成年人可能难以停止使用服务的情况下继续设计，这些功能可能会被评估为“容易导致成瘾的产品设计”。

法院将如何判断这一界限。

其结果可能不仅影响Meta，还可能影响包括TikTok、YouTube、Snapchat在内的整个社交媒体行业，甚至智能手机应用的商业模式本身。

“不是Meta支付了27亿日元”，而是和解总额2700万美元的意义

此次报道中备受关注的材料之一是美国肯塔基州Breathitt County School District对社交媒体公司提起的诉讼和解。

该学区声称，Meta、TikTok、Snap、YouTube等服务利用高成瘾性的技术，导致学生的心理健康恶化，学校被迫增加咨询等额外负担。

最终报道显示，社交媒体公司支付的和解金额总计约2700万美元。

需要注意的是，一些报道中将“Meta等支付了2700万美元”一概而论，但报道的细节显示，Meta单独承担了约900万美元，Snap和TikTok各约800万美元，YouTube约200万美元。

当然，和解并不意味着企业承认了非法行为或因果关系。

对于企业来说，诉讼伴随着巨额律师费、管理层证词、内部资料公开、声誉受损等风险，因此即使是“能赢的诉讼”，选择和解的情况也并不少见。

即便如此，考虑到此诉讼被视为预测未来众多案件的“风向标案件”，社交媒体公司在全面法庭斗争前选择和解的事实不容忽视。

特别是如果今后提出类似主张的学校、地方政府、州政府、个人原告增多，“大量诉讼风险”可能比单个案件的赔偿金额更重地压在企业管理上。

如何看待1.4万亿美元这个数字

围绕此次诉讼，最大规模可能达到1.4万亿美元的极大数字也被提及。

换算成日元，可能远超200万亿日元，几乎可以与国家预算相提并论。

然而，目前将其理解为“Meta已决定支付1.4万亿美元”是错误的。

这仅是基于原告方的法律主张或制裁金额计算所设想的最大数字，与实际判决或最终支付金额无关。

在诉讼中，首先争论的是Meta是否具有法律责任，问题设计与损害之间是否有足够的因果关系，企业在多大程度上了解风险等。

即便原告方胜诉，所请求的金额也未必会被完全认可。

即便如此，市场的警惕不仅仅因为金额本身。

对企业而言，更为严重的是，“能否将社交媒体的设计本身适用于类似产品责任的法律观点”这一司法判断的积累。

如果这一观点定型，问题不仅限于过去的损害赔偿。

如果不改变服务设计，可能会接连出现新的诉讼。

Frances Haugen的内部告发留下的巨大隐患

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不可或缺的人物是Facebook的前员工Frances Haugen。

2021年，她带出大量Facebook内部资料，并在美国国会作证。

Haugen主张，Facebook的管理层在了解其服务引发的各种问题的情况下，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年轻人与Instagram的关系。

随后，通过被称为“Facebook Files”的一系列报道和国会证词，Meta内部关于年轻人安全性和心理健康的讨论广为人知。

对于此次诉讼，这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追究企业责任的诉讼中，“是否知道危险”这一点可能成为重大争议点。

如果企业不知道风险，可以反驳说“当时无法预测的问题”。

但如果内部资料显示企业意识到问题，原告方更容易主张“尽管意识到危险，但为了利益优先维持设计”。

不过，仅凭内部资料的存在并不能自动确定Meta的法律责任。

心理健康涉及家庭环境、学校生活、交友关系、经济状况、个人特性等多种因素，因此在法律上将社交媒体的特定功能与个人症状联系起来仍然存在很高的门槛。

“能在多大程度上证明因果关系”将成为今后诉讼的最大争点之一。

Meta也在推进对策

另一方面，Meta并非无所作为。

近年来，该公司在Instagram等平台上引入了“青少年账户”，加强了针对未成年人的安全设置。

引入了限制陌生人联系、限制显示内容、要求低于一定年龄的用户放宽设置时需要家长许可的机制等。

Meta声称，公司多年来一直在开发安全功能和家长工具，并持有“将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仅归因于社交媒体过于简单化”的立场。

这一反驳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即使整个社会的青少年心理问题在增加，也很难简单判断这是由社交媒体“引发”的，还是原本存在的问题在社交媒体上“表面化”，或者是多种社会因素同时作用。

即使发现“使用社交媒体时间长的人更容易出现心理问题”的相关性，仅凭这一点也无法证明社交媒体是原因。

因为也有可能是心理不适的人更长时间使用社交媒体。

这也是诉讼与科学研究不同的难点所在。

社交媒体的反应①“企业设计成让人上瘾”

围绕此次诉讼的社交媒体讨论中，对Meta等平台企业的严厉意见尤为突出。

在英语圈的论坛Reddit等地，有“企业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算法的目的是让用户长时间停留”等意见被发布。

特别是对无限滚动的批评尤为强烈。

过去的社交媒体，可以在查看完朋友的帖子后“看到这里”为止。

而现在的社交媒体通过推荐不断提供新帖子，因此不存在明确的结束点。

对这一差异表示问题的用户不在少数。

甚至出现了“应像烟草或赌博一样，作为成瘾性商品进行监管”的极端比较。

在日本语圈的X上，对于介绍此次一系列诉讼的帖子，也有“问题在于故意设计成让孩子长时间使用”“这不是单纯的过度使用，而是设计的问题”等反应。

有趣的是，批评的矛头指向的是“最大化参与度的商业模式”，而非“社交媒体本身”。

许多免费使用的社交媒体通过广告盈利。

用户使用时间越长，就能显示更多广告。

结果是，

“让服务更便利”

与

“让用户尽可能长时间停留在服务中”

难以区分。

对这种结构本身的质疑声正在增强。

社交媒体的反应②“父母也有责任吗”

另一方面，也有对仅责怪社交媒体企业的反驳。

在社交媒体上，

“给孩子买智能手机的是父母吧”

“管理使用时间是家庭的责任吧”

“将所有责任都推给企业是不对的”

这样的意见也存在。

这是此次问题中无法回避的论点。

即便社交媒体具有成瘾性，企业、政府、学校、家庭、个人中，谁应承担多大责任。

实际上，这不是一个主体就能解决的问题。

特别是未成年人，购买智能手机、创建账户、使用时间、睡觉时的手机管理等，家庭可以控制的部分很多。

但仅仅讨论“父母管理就好”也是不够的。

拥有数十亿用户数据，利用行为科学和机器学习优化用户容易反应的内容的巨大平台，与一个家庭的监护人之间，信息和技术能力存在巨大差异。

如果企业在分析人类心理并提高服务长时间使用的机制，那么将风险仅归于家庭是否合适也存在疑问。

企业责任还是家庭责任。

实际上不是二选一，而是如何组合两者的问题。

社交媒体的反应③ 对年龄验证的担忧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为保护儿童远离社交媒体的“年龄验证”所引发的警惕感。

如果对社交媒体的监管加强，企业将需要准确验证用户是否真的超过13岁或16岁。

但为此可能需要向社交媒体企业或第三方企业提供身份证明、面部识别、信用卡信息等。

在海外的社交媒体上，

“以儿童安全为由，让所有用户提交身份证的社会令人担忧”

“为了年龄验证，将进一步向大型IT企业提供个人信息”

这样的担忧也被发布。

这里存在一个困难的权衡。

如果年龄验证较弱，儿童可以轻易伪造年龄。

如果年龄验证较强，可能会牺牲包括成人在内的用户隐私。

“安全”和“匿名性”的平衡，今后在日本也将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

对日本来说绝不是“仅限美国的诉讼”

从日本的角度来看，美国的巨额诉讼可能显得遥远。

但实际情况正相反。

根据儿童家庭厅实施的2024年度“青少年互联网使用环境实态调查”，调查对象青少年中98.2%表示使用互联网。

在高中生中，互联网使用率超过99%。

在互联网用户中，使用智能手机的比例整体为76.8%，初中生为83.6%，高中生为98.2%。

对于现在的日本孩子来说，互联网不是一个特殊的空间。

而是日常生活本身。

因此，仅仅在日本讨论“是否让孩子使用社交媒体”是不现实的。

因为在学校的联系、与朋友的沟通、视频学习、信息收集、兴趣、社团活动等许多活动都与智能手机相关。

需要的是“禁止还是自由”而不是“什么设计可以提供给孩子”的讨论。

日本的监管是否也将从“发布”转向“设计”